雷鐵梁

淮陽東關荷花苑拱橋。   劉亦晨 攝

1916年《淮陽縣志》。

2023年7月14日，國家文物局公開發布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》，共收錄全國1658通（方）重要碑刻，河南共有145通碑刻文物上榜，數量居前。名錄涵蓋東漢至清代的碑、碣、墓志、摩崖、造像、刻經等多種類型，是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。歷史悠久的淮陽，擁有豐富的碑刻遺存，僅太昊陵內就收藏唐、宋、明、清古碑300余通，正在系統整理。其中，雖已失傳卻見于史籍的《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》，是目前所知淮陽歷史上最早的碑刻。

此碑最早見于北魏酈道元《水經注》：“（陳）城內有《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》，文字剝缺，不可悉識。”碑文殘存內容提及“惟茲陳國，故曰淮陽郡”，稱王君“清惠著聞，為百姓畏愛”，廣求賢士千余人，賜予田宅、吏舍，并捐俸助建“四縣邸”。碑陰列有五官掾西華陳騏等205名屬吏，落款時間為“延熹二年九月庚□”（159年）。酈道元特別指出，當時碑旁仍有“遺墉尚存，基礎猶在”，而世人誤傳為“孔子廟學”，實為謬誤。

據1916年《淮陽縣志·藝文上·金石》所錄拓本，碑額為“漢相王君四縣邸碑”，較《水經注》少“造”字。殘文可見“孝、篤、嘉、盛德之裔、愛民、勤、慎、嚴正”等詞，反映王君德行兼備、勤政愛民。碑中“修德立功，四縣回附”之語，表明其治理成效顯著，吸引周邊百姓歸附。

清末民初地理學家楊守敬及其弟子熊會貞在《水經注疏》中對此碑詳加考訂。針對趙一清質疑“陳國何以稱郡”，楊守敬指出，東漢章和二年（88年）前，此地為“淮陽郡”；其后改為“陳國”，碑文稱“故曰淮陽郡”，乃追述舊稱，并非錯誤。熊會貞亦強調原碑應有“王君”二字，后世傳抄脫漏，應據明抄本補正。他們還校訂了“內附”應作“回附”，更合文意。

現代學者施蟄存在《北山金石錄》中進一步考證：此碑僅見于《水經注》，后世無著錄，可能不久即亡佚。他梳理兩漢淮陽行政區劃變遷——西漢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置淮陽國，屢經廢立；東漢建武初年復為郡，章和二年始封陳國。延熹二年（159年）時，正值第五代陳王劉承在位（125年~166年），謚號“孝”，政績清明。碑文所載“王君”，即其時任陳國國相者，姓王，事跡無考。

東漢諸侯王國設“傅”與“相”各一人，皆二千石，其中“國相”由中央任命，掌實權，統轄民政、司法、軍事，有權舉薦人才、檢舉藩王，地位相當于郡太守。碑陰所列205名屬吏，應為國相府僚屬，采用“官名、籍貫、姓名”的格式，當時僅存十人可辨。

這些屬吏皆百石秩，銅印黃綬，即所謂“百石卒史”。如《乙瑛碑》所載魯國相請設“百石卒史”守孔廟，與此類同。所涉地名如西華、淮陽、平輿（今駐馬店）、下辨、上祿（在今甘肅成縣），顯示陳國屬吏來源廣泛，體現東漢地方治理的全國性特征。

整碑約1800字，遠超《乙瑛碑》（約700字），規模宏大。其“四縣邸”指為四縣士人所建館舍，“邸”即館驛、居所。東漢重視養士，地方長官常設“邸”以招賢納士。王君自捐俸祿助建，足見其清廉與重才之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碑原在“舊治城內”，即今淮陽東關大橋北側。順治《陳州志》載，“相傳今城乃繇東右徙者，東堞即古西闉”，說明今陳州城由東向西遷移，原城西變為新城東。碑未動而城已遷，故《水經注》稱“城內”，后人見其在“城外”。東南隅尚存“仰瓦外抱”地形，或為古甕城遺跡，佐證城址西移之說。然具體遷城年代，方志皆語焉不詳，尚待考古與新出文獻證實。

此碑雖早已湮沒，但《水經注》等文獻的記載，仍為我們保留了東漢陳國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的一角，不僅印證了淮陽作為“故淮陽郡”的歷史沿革，更展現了地方官員“求賢養士”“修德立功”的治理理念。碑陰所列205名屬吏，是研究東漢郡國官制、職官體系、人員構成的珍貴資料。

正如淮陽大連鄉出土的五代《陸思鐸墓志銘》，印證了墓主人“葬于陳，棲魂所治之地”的遺愿，使正史記載得以實物佐證，我們亦可期待，《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》或有朝一日重現于世——或許從龍湖淤泥中浮出，揭開那段塵封近兩千年的地方治理圖景。

歷史的塵煙雖被風雨吹散，但碑石無言，卻能傳千古。若無此碑記載，王君之德政、陳國之盛況、屬吏之名錄，或將永遠湮沒。一通古碑，承載的不僅是一段文字，更是一段可能失落的歷史記憶。史海鉤沉，溯遠追源，正是這些寶貴的文化遺存，構筑起了我們民族的精神譜系，激發人們的文化自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