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??

??? 袁宏(約328年--約376年)，字彥伯，小字虎，時稱袁虎。東晉文學家、史學家。陳郡陽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最初的時候他是做謝安的參軍，后來擔任了桓溫的記室，并出任東陽太守。因為不滿當時已出的幾種《后漢書》，繼荀悅編著《漢紀》后，他編著了《后漢紀》，并著有《竹林名士傳》三卷及《東征賦》、《北征賦》、《三國名臣頌》等篇。今存《后漢紀》三十卷。太元初年去世。

????袁宏(約328年--約376年)，字彥伯，小字虎，時稱袁虎。東晉文學家、史學家。陳郡陽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最初的時候他是做謝安的參軍，后來擔任了桓溫的記室，并出任東陽太守。因為不滿當時已出的幾種《后漢書》，繼荀悅編著《漢紀》后，他編著了《后漢紀》，并著有《竹林名士傳》三卷及《東征賦》、《北征賦》、《三國名臣頌》等篇。今存《后漢紀》三十卷。太元初年去世。 袁宏，晉成帝咸和三年（328年）出生于一個世族家庭。七世祖袁滂曾任東漢靈帝時的司徒，六世祖袁渙任過曹魏的郎中令，其后“袁氏子孫世有名位”。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時候，其父臨汝令袁勖去世，家道因之中衰，他不得不以運租自業。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，袁宏以他的詠史詩受到謝尚的賞識，故于謝尚任安西將軍、豫州刺史時，特聘其參議軍事，從此踏上仕途。以后遷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，因桓溫重其文筆快捷典雅，遂專綜書記。桓溫北伐，袁宏奉命作露布，倚馬疾書，頃刻間即成七紙。但是袁宏不滿意桓溫的專橫跋扈和圖謀篡逆，因而于著文或談論中，多次冒犯桓溫，故“榮任不至”。直到桓溫死后，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東陽郡太守。不久，即于晉孝武帝太元元年（376年）病死在任所，時年四十九歲。

　　袁宏一生寫下詩賦誄表等計三百余篇，其中膾炙人口的則有《北征賦》和《三國名臣序贊》。當時，王珣嘗發出“當今文章之美，故當共推此生”的感慨。所以袁宏是以“一時文宗”而著稱于世的。袁宏原有集20卷，已佚。有《后漢紀》三十卷，《正始名士傳》三卷，《竹林名士傳》三卷，《中朝名士傳》若干卷，《集》二十卷。《后漢紀》的撰寫，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。除竹林名士傳外，《后漢紀》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，今存30卷。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及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錄其詩、賦、序、贊、碑、銘、疏、表等20余篇，亦多殘缺。

　　唐代撰修晉書時，仍將他列入文苑傳。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現在文學方面，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。除了久已散佚的《竹林名士傳》外，《后漢紀》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。《后漢紀》仿荀悅《漢紀》而寫，是一部出色的編年體斷代史。其書共三十卷，約二十一萬多字。所載起自王莽末年的農民大起義，迄于曹丕代漢，劉備稱帝，記述了東漢二百余年的興衰史。《后漢紀》的成書要早于范曄《后漢書》五十余年，是現存有關東漢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。

　　《后漢紀》的撰寫，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。袁宏所以采取編年體裁記錄東漢史事，是受了荀悅《漢紀》編寫成功的影響。《后漢紀》繼《漢紀》而作，但袁宏面臨的寫作條件卻比荀悅困難一些。當年荀悅撰寫《漢紀》的時候，只有《漢書》這一部已確立了權威地位的紀傳體西漢史，他運用較高的史學識見和編撰技術，對《漢書》加以剪裁，就寫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。袁宏著《后漢紀》的前后，關于東漢史的著作有好多種，它們各有短長，袁宏所依據的資料要比荀悅繁富，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悅多一些。另外，在同類著作上，他有不少競爭對手，他必須在水平上超過他們，才能讓自己的著作站住腳。經過歷史的選擇，現在關于東漢史的著作，只有范曄所著《后漢書》和袁宏所著編年體《后漢紀》保存下來，說明這兩部書確有過人之處。

　　袁宏在《后漢紀》里表現了綜銓史事的才能。他發揮編年體的長處，以時間為經，理出了東漢一代歷史的發展線索；以人物、事件為緯，展示了同時期各事件間的聯系，及各人、各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，容易使人們建立起對東漢史的整體印象。他以8卷的篇幅寫光武時期約40年的歷史。以光武帝事業的發展為基本線索，綜述呂母，赤眉、新市、平林諸起義軍的始末，以及王莽的覆滅、群雄的興敗，又敘述了東漢開國功臣們的生平及戰績，頭緒繁多而有條不紊，人物眾多而各有特色，關系錯綜而無紛亂之感，清楚地交待了東漢興國這一歷史事件。他以后6卷寫黃巾起義以來，董卓當權、群雄混戰、曹操得勢、赤壁之戰，以致曹魏代漢，也是銓綜得當，脈絡清楚，堪稱全書最詳細、精彩的部分。

　　袁宏用他的實踐，豐富了編年史體的表現手段。他在書中使用“言行趣舍，各以類書”（《后漢紀序》）的編撰方法，這比荀悅的連類列舉有些發展。袁宏往往把時代略近的同類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記述，如卷五寫了閔仲叔，又寫了王丹、嚴先、周黨、王霸、逢萌，這都是以隱士終身或度過長期隱居生活的人物。卷十一寫章帝禮遇江革，因寫江革的生平，并寫毛義、薛苞，這都是以孝著稱的人物。這種寫法，吸收了紀傳體的長處，擴大了編年史可能容納的范圍。

　　袁宏在書中還為自己提出了“觀其名跡，想見其人”（《后漢紀序》）的要求，力圖以某種類型的人物去感染讀者。這個要求為《后漢紀》帶來了筆下傳神的氣氛。如卷二十三寫郭泰軼事：“鉅鹿孟敏，字叔達，客居太原，未有知名，叔達曾至市買甑，荷擔墮地，徑去不顧。時適遇林宗（郭泰）。

　　林宗異而問之：‘甑破可惜，何以不顧’？叔達曰：‘甑既已破，視之無益’。林宗以為有分決，與之言，知其德性。謂必為善士，勸使讀書游學。十年，知名當世。”“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。泰見之，不宿而退，汝南黃憲邦邑有聲，天下未重，泰見之，數日乃去。薛祖恭曰：‘聞足下見袁奉高，車不停軌，鑾不輟軛。從黃叔度，乃彌日信宿。非其望也’。林宗答曰：‘奉高之器，譬諸泛濫，雖清易挹。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，澄之而不清，橈之而不濁。其器深廣，難測量也。雖往稽留，不亦可乎’？由是，憲名重于海內”。這里所寫郭泰的鑒識和風度，可以說達到了“觀其名跡，想見其人”的要求。

　　袁宏表現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華，卻缺少一點歷史家的審慎態度。他更喜歡品藻人物，重視對人物才情風貌的描寫，有更多的清談趣味，這與體現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風尚是不可分割的。

　　《后漢紀》成書于范曄《后漢書》之前。因此《后漢紀》與《后漢書》在東漢史的記述上，此簡彼繁，此詳彼略的情況是大量存在的，《后漢紀》的史料價值并沒有因《后漢書》的問世而有所降低。

　　袁宏比過去的歷史家都更強調歷史記述的政治意義。他在《后漢紀·序》里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撰史觀點：“夫史傳之興，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。丘明之作，廣大悉備。史遷剖判六家，建立十書，非徒記事而已，信足扶明義教，網羅治體，然未盡之。班固源流周贍，近乎通人之作，然因藉史遷，無所甄明。荀悅才智經綸，足為嘉史。所述當世，大得治功已矣。然名教之本，帝王高義，韞而未敘。今因前代遺事，略舉義教所歸，庶以弘敷王道。”按他的思想，歷史著述應包括兩個功能：一是網羅治體，大得治功，是指政治上的成敗得失說的。另一個就是扶明義教，是指封建倫理上的是非說的。

　　他認為對第一個作用，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。而后一個作用，則發揮得相當不夠，所以他要在書中彌補前人的不足，“略舉義教所歸，庶以弘敷王道。”袁宏認為，名教就是維護封建秩序的法寶，而名教的根本，又在于君臣之道。因此他論述的重點是君臣關系。君臣關系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最集中表現，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現象和父子相繼的血緣關系套在君臣關系上，把封建君臣關系說成自然的規律和永恒不變的準則。從這一點出發，他對劉秀背叛更始政權，另起爐灶有所非議。對于曹魏篡奪漢家天下的行為，也作了批評。他指出漢朝還未滅亡，曹魏不該取而代之，既已取而代之，就不該再用禪讓之類騙局來美化自己，已經奪取了人家的天下，還要吹噓自己可以與堯、舜比德，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嗎？他對漢魏替興的看法與陳壽截然不同。他以名教觀點看歷史事變，對后來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響。袁宏強調君臣之義，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。當時桓溫大權在握，時刻準備重演漢魏禪讓的把戲。袁宏攻擊曹操，實際上是在諷刺桓溫。

　　名教的另一個方面是規定一般人之間的社會關系。袁宏在書中反復闡述了人們應遵守封建秩序，遵守三綱五常等人倫準則的思想，擺出了一副說教的面孔。

　　袁宏也看到歷史上的一些變化，主張禮制上的改革。他指出了三代歷史上傳賢和授子的變化、刑賞的變化、婚制的變化等。他強調天下形勢就如同下棋一樣，是變化多端的，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規，而應隨時隨地改變禮制、政策等。這樣的看法，還是很難得的。

　　袁宏還主張百家并存，不同學術流派自由發展；反對皇帝奢侈，反對酷刑和濫刑，主張德刑并用，以德教為先，繼承和發揮了某些儒家傳統思想。

　　《后漢紀》卷十，專有一段記述佛教，對佛教教義作了宣揚。在史書中以正式記載的形式稱頌佛教這是首例。袁宏宣揚名教，又頌揚佛教，這正是當時正宗學者的特點，反映佛教勢力已經侵入了史學領域。